郭军教授：中国泌尿肿瘤与黑色素瘤临床研究之路

郭军教授：事实上，在过往泌尿系统肿瘤的临床实践中，我国所遵循的各类指南以及循证医学证据，基本全部源自国外。以肾癌为例，2006年，索拉非尼作为靶向治疗药物首次进入中国市场。此后，索坦（舒尼替尼）、培唑帕尼、依维莫司、阿昔替尼等药物也相继在国内上市。这些新药进入中国后，彻底改变了当时肾癌的治疗格局。

在靶向治疗时代来临之前，转移性肾癌的治疗手段较为单一，主要依赖细胞因子治疗，而大剂量白细胞介素-2治疗在中国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在靶向治疗药物进入中国初期，无论是索拉非尼、索坦还是阿昔替尼，相关研究几乎均未将中国纳入。我国往往是在这些药物在国外上市七、八年后，才在国内上市并开展Ⅳ期临床验证研究。然而，如今中国学者已从单纯的跟随状态，逐步进入角色，与国外同行并驾齐驱。

以尿路上皮癌为例，去年开展的EV-302研究证实，维恩妥尤单抗（EV）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疗效优于化疗，这使得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的一线治疗方案发生了重大转变。长期以来，化疗一直是该疾病的主要一线治疗手段，而如今EVP方案成为首选。在欧美地区，EV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已成为唯一的一线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推荐治疗方案。

在ADC药物时代，中国学者奋起直追。我国的RC48（国外称DV）单药治疗以及DV联合PD-1治疗的研究结果，几乎与EV的相关研究同时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公布。此外，中国开展的EV联合特瑞普利单抗（中国自主研发的PD-1）用于新辅助治疗的研究结果，在ASCO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研讨会（ASCO GU）上首次发布，且发布时间早于EV+帕博利珠单抗的相关研究。由此可见，中国在尿路上皮癌研究领域，已不仅仅是跟随、并行或陪伴，偶尔还能发挥引领作用。可以说，中国在尿路上皮癌研究领域已跻身第一梯队。

在前列腺癌和肾癌研究方面，中国同样逐渐从单纯的跟跑状态迈向第一梯队。例如，RENOTORCH研究确立了阿昔替尼联合特瑞普利单抗作为肾癌一线治疗方案。近期，贝莫苏拜单抗联合安罗替尼的Ⅲ期随机对照研究证实了其对晚期肾癌的疗效，该方案也因此获批作为一线治疗方案。

目前，在中国肾癌和尿路上皮癌的临床指南中，已有众多中国方案被纳入一线推荐，且这些方案均被关键的大型指南所采纳。在临床实践中，新辅助治疗以及晚期肿瘤的一线、二线治疗，均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循证医学证据提供支持。

郭军教授：在今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大会期间，我受邀在罕见黑色素瘤会场的教育专场作了大会报告，报告主题聚焦于黏膜黑色素瘤。值得一提的是，这是ASCO首次将一个大型专题交由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以独立的大会报告形式专门阐述一种疾病，即黏膜黑色素瘤。中国学者能够获此机会在黏膜黑色素瘤领域进行报告，主要源于我国在该领域长期且持续的卓越贡献。

在黏膜黑色素瘤的研究进程中，多项关键成果由中国学者取得。国际分期标准由中国学者率先提出，辅助治疗方案亦源自中国。尤其在一线治疗方面，阿昔替尼联合特瑞普利单抗的方案由中国学者首次提出。这一方案意义重大，成功突破了黏膜黑色素瘤的治疗瓶颈。此前，化疗的有效率极低，仅约5%；而对于皮肤黑色素瘤疗效显著的单药PD-1治疗，或联合伊匹木单抗（CTLA-4抑制剂）的方案，甚至三药联合（LAG3+PD-1+CTLA-4）方案，在黏膜黑色素瘤治疗中均未能取得突破，有效率基本维持在15%-20%左右。

中国学者提出的阿昔替尼联合特瑞普利单抗（即阿昔替尼联合PD-1）方案，将有效率大幅提升至48%，无进展生存期（PFS）延长了一倍多。这一研究成果奠定了阿昔替尼联合特瑞普利单抗作为黏膜黑色素瘤一线治疗的地位。国外同行也对该方案进行了验证，例如今年ASCO大会上，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公布了一项研究，该研究采用了中国方案，仅将PD-1药物特瑞普利单抗替换为帕博利珠单抗，分别采用阿昔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阿昔替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NIVO）进行治疗，结果证实了中国研究的报道，其有效率达到45%（中国此前报道为48%）。不仅如此，国外研究在重复中国结果的基础上还进行了拓展：在阿昔替尼联合NIVO治疗失败后，将患者分为两组，一组接受立体定向体部放疗（SBRT），另一组在SBRT基础上联合伊匹木单抗（即三种药物联合治疗），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

过去，在包括黑色素瘤在内的其他肿瘤领域，我们主要遵循国外的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限度的发挥。如今，看到国外同行在中国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开展进一步探索并取得成果，这让我们深感骄傲与自豪。展望未来，我相信在中国最常见的肿瘤类型方面，将涌现更多来自中国的贡献与方案，为全球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循证医学指导。